博物学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很少被提及了，它被更为详细的学科分化“肢解”了——变成了昆虫学、动物学、矿物与地质学等等……但是一百多年前，博物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是方兴未艾时，科学界的骄子们纷纷远洋出征，在海外的热带天堂岛屿，搜寻那些本国难得一见的动植物标本，而小说家们也趁着这股热潮，把博物学写进了作品。于是，这些小说为我们保留了博物学以及博物学家们最早的样子，甚至也保留下了由博物学催生的一系列建筑与生活奇观，比如巨大的温室与展览厅。
博物学与启蒙思想关系很深，这门出现于19世纪的“神圣科学”是启蒙思想发现世界规律、整理世界秩序并最终掌控世界的重要手段，它以权力控制的方式昭示着启蒙科学带来的人类荣耀。一如著名博物学家林奈所确信的，“只有通过将自然排序并分配到纲、目、科、属、种之中，我们才能理解它”。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作品中，博物学的元素处处可见，这不仅因为她是博物学家达尔文的远方亲戚，也因为维多利亚社会弥漫着对科学的崇拜。这位女作家在旅行中撰写了博物学观察日志，在海岸线上收集信息，把小说的主人公安排为博物学家，甚至自己就充当博物学家，用科学观察的口吻，在小说中描述着乡村的草木花石。
在盖斯凯尔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的开篇，作家就以博物学家式的视角对曼彻斯特郊外的“绿草田”风物做了描绘。准确的数字概念（“两英里以外”）、客观而冷峻的形容词汇（“平坦、低洼、缺乏树木”）以及大量花草名目的罗列和分类——“玫瑰、熏衣草、鼠尾草、香脂油、迷迭香、石竹花、爬墙花”等，都流露出浓郁的科学语汇特征。
这部小说中甚至出现了盖斯凯尔笔下第一个博物学家形象：纺织工人约伯。他是一位业余博物学家，也是朗开夏郡地区散落各处的贫民科学爱好者的代表。作家花费大量笔墨描述约伯在贫困状态下依然热心地收集动植物标本的博物学热情。
而在盖斯凯尔晚年的未竟之作《妻子与女儿》中，博物学家又出现了，一个叫做罗杰的富二代一心向学，立志成为伟大的博物学家。在他童年时，就潜心研究蜂房、蜘蛛网等，在剑桥数学考试中成绩优异并发表论文后，他获得了科学界的关注，被一个私人赞助的海外科考队选为队员，目的是“收集并带回遥远土地上的动植物群样本，之后建立一个核心博物馆，将其命名为‘克莱顿博物馆’”。
不可否认，早年欧洲的博物学是伴随着殖民活动产生的，但它也确实推进了本国的科学甚至美学的发展。在博物学的影响下，那些从海外搜刮回本土的植物需要一个适合的温度与湿度，于是，温室与玻璃房应运而生，在《妻子与女儿》中，富有的太太小姐们纷纷建立巨大的玻璃花房，伺候着那些从热带、亚热带带回的稀有物种，参观温室也成为中上层家庭的必备休闲项目。
随着玻璃工艺与大型玻璃房建筑工艺的成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建筑奇观的问世也就具备了基础，它就是水晶宫。博物学发展的巅峰是1851年大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的举行。为了容纳超过一万四千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一个由铸铁和玻璃构筑的水晶宫出现在伦敦海德公园之内。水晶宫的玻璃建筑体系的灵感来自博物学中的植物温室构思，甚至来自于为了海外标本运输而专门设计的玻璃华德箱，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的典范。
只可惜，水晶宫在20世纪初毁于大火，只留下一片瓦砾，而此时，博物学也成为明日黄花。
